译文
杜陵地方,有我这么个布衣,年纪越大,反而越发不合时宜。对自己的要求,多么愚蠢可笑,私自下了决心,要向稷契看齐。这种想法竟然不合实际,落得个到处碰壁,头都白了,却甘愿辛辛苦苦,不肯休息。有一天盖上棺材,这事便无法再提,只要还没有咽气,志向就不能转移。一年到头,都为老百姓发愁、叹息,想到他们的苦难,心里像火烧似的焦急。尽管惹得同辈的先生们冷嘲热讽,却更加激昂无比,引吭高歌,毫不泄气。
我何尝没有隐居的打算,在江海之间打发日子,岂不清高?只是碰上个像尧舜那样贤明的皇帝,不忍心轻易地丢下他,自己去逍遥。如今的朝廷上,有的是栋梁之材,要建造大厦,难道还缺少我这块
在杜甫的五言诗里,这是一首代表作。公元755年(天宝十四载),安史之乱的消息尚未传到长安,然而诗人在长安往奉先县途中的见闻和感受,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,所以诗中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气氛,这显示出了诗人敏锐的观察力。
原诗五百字,可分为三大段。开头至“放歌破愁绝”为第一段。这一段千回百折,层层如剥蕉心,出语的自然圆转。
杜甫旧宅在长安城南,所以自称杜陵布衣。“老大意转拙”,如同俗语说“越活越回去了”。说“笨拙”,是指诗人偏要去自比稷与契这两位虞舜的贤臣,志向过于迂阔,肯定是会失败的。濩落,即廓落,大而无当,空廓而无用之意。“居然成濩落”,意
这首诗题下原注:“天宝十四载十月初作。”杜甫在长安十年后始被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,这是一个看管兵甲器仗的小官。担此任不久,即在公元755年(天宝十四年)的十月、十一月之间,他由长安往奉先县(今陕西蒲城)探望妻儿,写下了这首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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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首诗作于天宝十四载(755)。十月,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。十一月,杜甫从京城长安去奉先县(治所在今陕西蒲城)探家,安禄山恰在此时造反。杜甫经骊山时,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无从知晓,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骊山华清宫避寒享乐。久已积压在心头的政治危机感和大乱将临的预感,为沿途所见荣枯之异和到家后得知幼子饿死等事所激发,于是创作了这首名诗。
全诗凡五百字,而其中叙述自京师出发,过骊山,就泾渭,抵奉先,不过数十字,其馀都是议论或感慨,因为题目毕竟是"咏怀"。作为杜甫五言古诗中的代表作,全诗所咏之怀,主题有二:一是叙说他素怀济世之志,却不得伸展,虽艰难困苦,仍不改初衷。二
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是一首五言古诗。诗人忧国忧民、忠君念家、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这一博大浩瀚、沉郁顿挫的宏篇巨制。全诗境界阔大,寓意深远,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,反映了人民的苦难,揭露了执政集团的荒淫腐败,是杜甫“史诗”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。
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,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,非毁之也,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,曰天小者,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,孑孑为义,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,道其所道,非吾所谓道也。其所谓德,德其所德,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,去仁与义言之也,一人之私言也。
周道衰,孔子没,火于秦,黄老于汉,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,不入于杨,则归于墨;不入于老,则归于佛。入于彼,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,出者奴之;入者附之,出者污之。噫!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孰从而听之?老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,习闻其说,乐其诞而自小也,亦曰“吾师亦尝师之”云尔。不惟举之于口,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!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其孰从而求之?
甚矣,人之好怪也,不求其端,不讯其末,惟怪之欲闻。古之为民者四,今之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处其一,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,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,而用器之家六。贾之家一,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?
古之时,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,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为之君,为之师。驱其虫蛇禽兽,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,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,土处而病也,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以赡其器用,为之贾以通其有无,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,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,为之礼以次其先后,为之乐以宣其湮郁,为之政以率其怠倦,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,为之符、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。相夺也,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,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: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,而民不争。”呜呼!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无圣人,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?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,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是故君者,出令者也;臣者,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;民者,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,则失其所以为君;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,则失其所以为臣;民不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,则诛。今其法曰,必弃而君臣,去而父子,禁而相生相养之道,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呜呼!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,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,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帝之与王,其号虽殊,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,渴饮而饥食,其事虽殊,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: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?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: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?”责饥之食者曰: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?”传曰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,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,灭其天常,子焉而不父其父,臣焉而不君其君,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经曰: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:“戎狄是膺,荆舒是惩。”今也举夷狄之法,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,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?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,何也?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。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;其法:礼、乐、刑、政;其民:士、农、工、贾;其位: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;其服:麻、丝;其居:宫、室;其食: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,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,则顺而祥;以之为人,则爱而公;以之为心,则和而平;以之为天下国家,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,死则尽其常。效焉而天神假,庙焉而人鬼飨。曰:“斯道也,何道也?”曰:“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,上而为君,故其事行。由周公而下,下而为臣,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?曰:“不塞不流,不止不行。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,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!”